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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信仰习俗

毛泽东与信仰习俗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是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它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相对的可变可塑性。韶山地区历来有信佛的社会习俗,仅佛教寺庙至清末期就多达33所,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氛围。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度过的。

  周恩来在演讲中说:“毛主席……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一次给青年做的演讲稿《学习毛泽东》中写道:“毛主席常说,他也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还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毛主席生长在19世纪末年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

  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佛教信仰主要是受其母亲文七妹的影响,又与家乡韶山毛氏家族信佛的传统相承接,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佛学研究热潮密不可分。

  关于家庭的信仰习俗情况,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道:“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在母亲虔诚信佛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也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他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些时候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毛泽东的父亲只有在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这是中国农民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对宗教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

  据有关资料介绍,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关于这次“进香”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是这样说的。

  在少年毛泽东的眼里,信不信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由于条件所限,他能够接触到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佛教常识。

  少年毛泽东信佛,固然有来自佛教氛围相当浓郁的家庭的直接影响,但家乡韶山的社会习俗和毛氏家族对待佛教的态度,也与之有很大的关联。

  毛氏家族所赖以繁衍生息的韶山,是一个佛风浓郁的地区。距今1000多年前,佛文化即已传入了韶山。唐时佛道合一,相传有桓氏三女在韶峰修道,白日飞仙。而可为明证的史迹,则是距韶峰10多华里的清溪寺,它是唐代的遗物。1989年9月1日,在寺地出土的一块明代嘉靖辛丑岁(1541年)碑刻:湖广长沙府湘潭县三十九都清溪山法海寺……伏以清溪福地,乃唐朝上吉之造……

  该寺的一首诗也载:“刹建传唐代,基开一古丘。”据光绪十四年(1888年)编的《湘潭县志·礼典》记载,韶山所在的七都(相当于现在的乡),就有佛寺14所。在20世纪初,韶山一带有很多佛事场所。毛泽东少年时代母亲定期带他去庵寺中顶礼膜拜,而毛泽东也常向僧尼借阅经书。

  另一方面,毛氏家族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不仅修建庵寺,还在家谱中记载了许多宣扬佛教禅理的词句。仙女庵是韶山毛氏家族兴建的第一座佛事场所,位于韶山冲南部的韶峰(又称仙女山)半山腰,距毛氏宗祠4公里,至今犹存遗址,阉名清晰可辨。《毛氏族谱》二修二卷绘制了一幅《仙女阉图》,其《图说》云:“右庵名仙女,取因其在仙女山也。建于前明,剪茅结庵者,吾祖鉴公之辟构也。招僧奉佛,由来归矣。”可见,仙女庵的创立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氏家族的第四代祖宗之一的毛鉴。距今已有500年之久。

  慈悦阉是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二座佛场,它属于毛震公一房即毛泽东所在的这一房,证明毛泽东的直系祖宗也信奉佛教。慈悦庵的修建时间更接近毛泽东的出生。

  据龙剑宇同志考证,对少年毛泽东信佛产生影响的人,除母亲文七妹外,还有毛泽东的堂曾祖父毛兰芳。当然毛兰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间接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血缘来看,毛兰芳是与毛泽东隔得很近的一位堂曾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是共爷爷的兄弟);更重要的在于毛兰芳对毛泽东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他在吃斋念佛的同时,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创办了东茅塘毛家历史上的第一座私塾——面山楼,而正是这所私塾培养出了韶山冲的第一名秀才毛麓钟和一名国子监生毛福生,他们是毛兰芳的嫡孙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亲近的堂伯父和受影响最大的塾师(毛泽东的另一位塾师毛宇居也出于毛兰芳门下),就连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也就是在毛兰芳那里读了仅有的几年书。毛兰芳对毛泽东的间接影响更是多方面的,比如对文学(诗歌)和历史的爱好,其中当然也包括佛学方面的影响。

  此外,清朝末年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佛学研究热潮,影响到了毛泽东的佛教信仰,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大力宣传宗教,以期对改革者有所激励。他先后撰写了《论宗教家与政治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在当时中国社会颇有影响。章太炎等人也纷纷附和,呼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所谓“应用佛学”,就是摒弃宗教当中的迷信因素,充分利用宗教信徒的虔诚之心,建设国民新道德,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应当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使毛泽东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为此后毛泽东彻底摆脱佛教信仰完成了理论辅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少年毛泽东的佛教信仰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被动色彩浓重,家庭、社会环境影响很大。二是持续时间不长,只是在少年时代的较短时期内。三是信仰程度不高,只是普通的信奉,未达到痴迷的地步。这些也是毛泽东稍长之后,能较快地摆脱佛教信仰走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道路的原因之一。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越来越怀疑了。”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关于此事,他在和斯诺的谈话时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里讲的“激进派”教师是指李漱清,他家住韶山冲下部的李家屋场,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宇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在清代末年的社会,这个名字并非美名,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称号。可在迫切追求新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眼中,他却是一个可敬的先生,因此经常向他请教,并且与李先生讨论过他读过的一些书。

  对于这样一位曾帮助过自己启蒙破除封建迷信并对革命作过贡献的校外老师,毛泽东始终未曾忘怀。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曾就李漱清对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之子李介候时说:“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1952年9月,毛泽东还邀李漱清及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位老师邵普勋、张干、罗元鲲去北京相会。在会见时,毛泽东对李漱清说:

  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

  当年您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社,您要带个头。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现在生活改善了,但是人民还不富足,生活水平还要提高。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李漱清帮助他改变信佛的立场一事,终生末忘。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在上屋场的故居,当他看到堂屋里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的神龛子,对神龛子作了揖,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并对同行人说:“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

  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时,千方百计地引导农民从信神的、迷信的思想牢笼里摆脱出来,1927年,在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风水”、“八字”等封建迷信作了辛辣无比的讽刺: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突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毛泽东对神佛的看法:

  1919年冬,母亲文氏去世,毛泽东急回奔丧,守灵数日,那天毛泽民对大哥说:“母亲在世时,信仰神佛,我看要给她老人家买一块风水好的地方……”

  毛泽东说:“我们对母亲的去世,都很悲伤。但‘风水’并不可信。况且,买了人家的地,求得幸福,那幸福也是别人的,不如就葬在我们自己家的山上。”

  毛泽东从根本上抛弃了他家族固有的山水迷信观念。尤其当他几十年后得知国民党曾派人去韶山冲挖掘他的祖坟时,只是坐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内,淡然一笑,说:“何键叫做没办法,打不赢就挖坟。”

  这些生动、浅显的话不仅表明毛泽东本人不信神,也表明了他在向农民们宣传无神论思想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高超的语言艺术。

  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抽签”这件生活轶事使有的人神秘兮兮地议论:毛泽东私下里也是信神的,至少他也是有点儿迷信的思想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当事人的回忆:

  卫士张木奇说,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修改中国第一部宪法时,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次,他与谭震林、罗瑞卿等人一起登上了玉皇山,山顶有个福星观,毛泽东四面观看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把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过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看了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了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驻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片把纸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威权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廷。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毛泽东的随身摄影师侯波也叙述了这件事。那也是1954年在杭州,有一次,她和毛泽东一起登上了一座山。山顶上有座庙,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守着。她回忆:

  大殿供桌上的香炉里还有残香新灰,旁边摆着一个木筒,里边装着许多竹签,可见平时有群众烧香拜佛。毛主席指着木筒对我说:“侯波,你替我抽支签。”

  我不知道怎么个抽法,抱起木筒摇了摇,就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没有签诗,要按号码在壁橱里找签诗。我找出来一看,上面有一句“家里家外不安宁”,不行,这怎么能给毛主席看。于是,管它什么号码,我另找了一张好的签诗,内容现在记不清了,我当时认为还可以,就给毛主席送了过去,他一看,哈哈大笑起来。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张木奇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抽签诗是在杭州玉皇山上的福星观,那张签诗他还收藏了好几年。时间、人物,包括那个瞎眼和尚,都和我的记忆相似,可能是一码事,只是地点不一样,我记得是五云山,也可能是我记混了。但有一点我是不会错的,签是我代抽的,签诗我还做了小动作。《毛泽东之谜》一书把这事也当作一个“谜”收进去,如果和我的记忆是一码事,那签诗是我另外找的,也就不能算是“毛泽东之谜”了。

  不过,我代抽的那张“家里家外不安宁”,也有点道理,毛主席家里确实不安宁。当时没过几天,江青也到杭州,两人在一起就不时有些争吵。我看见江青哭哭啼啼地跑去找罗瑞卿,要他马上安排飞机送她走。

  从当事人的叙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抽签乃是一种消遣性质的举动,不能凭此武断地肯定毛泽东是信神的。

  196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陪同毛泽东回到韶山。一天,毛泽东给他讲了一件有趣的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泽东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

  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也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

  毛泽东又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言语之间流露出对神佛和封建迷信的抨击。

  毛泽东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毕生都以各种形式同佛教文化保持着接触,同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就在湖南一师毕业前一年,1917年暑假,24岁的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开始游学。他们沿途调查民情,了解风俗,拜访方丈,参观佛殿。在宁乡,他们游历了香山寺、白云寺,了解寺庙的结构和组织。

  1947年10月,毛泽东带警卫李银桥在陕北搞调查,在白云山脚下,毛泽东问:“想不想去看庙?”李银桥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遗产。”

  1948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挺进河北。4月9日傍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在上山的路上,毛泽东对任弼时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

  建国以后,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以及对文化事业的特殊关注,使毛泽东开始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佛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差不多代表中国佛教宗派的主要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还同一些佛教界名流以及哲学工作者就佛教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谈话,表现出对佛教问题的高度注重。

  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过程中,部分地区曾出现破坏寺庙的现象。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电称: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今年春以来,拆像毁寺之风大炽,几所名胜寺庵全遭破坏”。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报稿时,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写了一个批示:“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政务院的重视,建国初期毁寺之风得到了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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