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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称谓习俗

毛泽东与称谓习俗

  人物称谓,包括称呼他人与对人自称。如何称人,怎样自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里,人物称谓在社会生活中经过历代传承,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习俗。

  中国是个称谓语大国,有人统计,仅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就在5000个以上。汉民族生活在几千年的宗法社会里,重伦理,尚亲情,社会活动、人际关系靠感情维系,日常生活达到无人不称呼的地步。称谓最能反映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积淀。

  称呼中的尊人谦己在中国已是语言文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自谦是华夏民众大力提倡的一种传统美德。在传统的称谓习俗中,我们不仅要尊称他人为“阁下”、“足下”、“大人”、“左右”,而且还需要以“仆”“愚”“鄙人”之类的字眼来贱称自己。称呼中的尊人谦己在中国已是语言文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毛泽东的书信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自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遵循着传统称谓习俗。1918年8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由长沙赴北京前,写信向舅父母告别。信首称呼便是“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离京返长。4月28日,毛泽东致信舅父母:“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落款则是贱称:“愚甥毛泽东”。

  七舅父文玉瑞,为人忠厚,在家族中颇有些声望。他和七舅母文赵氏子女众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毛泽东小时候,外婆贺氏曾叫他拜七舅父为干爹,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七舅父母把毛泽东视如己出,倍加疼爱。七舅父还将毛泽东与自己的子侄们排行并列,毛泽东在文家同辈中排行第二十三。

  八舅父文玉钦,品行端洁,虽是农民,但早年读过私塾,有点文墨,在家开馆授徒。毛泽东小时候深得八舅父母的喜爱,常到八舅父母开的蒙馆里“旁听”,八舅父不仅教他读书认字,还常给他讲一些古人励志成才的故事,勉励他刻苦学习。

  文玉瑞、文玉饮二位舅父不仅对童年毛泽东的抚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在毛泽东长大后外出求学的问题上一贯给予理解和支持。他们还不时地接济毛泽东学费,这使毛泽东对二位舅父既尊敬又感激,他外出求学的寒暑假回韶山时,总要到唐家托看望舅父舅母,他也时常写信向舅父舅母请安问好。

  文运昌,字咏昌,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大9岁,在唐家托文家排行十六,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文运昌不仅喜爱读书,还喜欢收藏各种书籍。他曾劝说毛泽东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替他办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还向毛泽东介绍进步书刊,这使毛泽东非常感激。毛泽东常向表兄借书。1915年春节,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寒假由长沙回到韶山,在农历正月十一日这天,来到唐家托给舅家亲人拜年,他顺便带来了包括《盛世危言》等十三本书籍还给表兄文运昌。因表兄不在,毛泽东留下一张还书便笺。虽然在辈份上属平辈,但信中却称其为“咏昌先生”,可谓意仰情长。而信末更是用“泽东敬白”作为启禀语,更是敬有三份。

  毛泽东对土地阿婆说:“我是主席,可您是我的活祖宗啊!”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相互之间的称谓往往是按辈份的高低来称呼的。在修家谱时,往往在很早的年代就以诗句的形式定下了后代每一代取名的“辈”,以防乱了辈份,乱了族规。韶山毛氏亦是如此。毛泽东在处理与乡邻们的关系时,或许也受到了宗谱上的长幼秩序的一定影响,遵循着传统的称谓习俗。

  比如比毛泽东大14岁的毛月秋来到毛泽东家里的时候,毛泽东就问他是什么字派。毛月秋说是“贻”字派。毛泽东说:“贻字派?那你还是我的叔老子呢!”毛月秋一听,连连说“不敢不敢”。但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韶山人身份。他将李敏和李讷叫过来认客时,便让她们一定要叫毛月秋叔公才行。

  这种对韶山乡亲排行字辈称呼的讲究,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成为了习惯。1957年11月,毛裕初正在韶山的印山冲挖山药。这时,有人来告诉他,让他去北京见毛主席。他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了几十年未见的儿时同窗旧友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问他是哪一辈的。毛裕初激动地说:“我是恩字辈的,谱名叫毛恩谱。”其实毛裕初只比毛泽东大4岁。但毛泽东却惊喜地说:“那我该叫你叔祖父喽!”

  毛继生,派名贻弟,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叔。1954年6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招待他一起吃午饭。毛泽东问毛继生:“你是什么字派?”答:“我是贻字派。”毛泽东笑着说:“论起辈分来,那你还是我的族叔罗!”毛继生说:“不敢当,您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啊!”毛泽东还把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给家人,并对孩子们说:“快叫叔公。”毛继生虽辈份高,但年龄只有30来岁,觉得不好意思,连忙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说:“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宾主之间的气氛十分亲切自然。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离开了32年的韶山,邀请了许多亲朋故友乡亲来下榻的松山宾馆叙旧。来客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毛枚秀,毛泽东有些眼生,在和她握手谈话的时候就问她她的父亲是谁。毛枚秀说叫毛德青。毛泽东说:“你就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啊!那我可要称你做姑娭哒。”毛泽东又问她现在住在哪里。毛枚秀说:“住棠家阁。我是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毛泽东说:“这下不好哒,矛盾产生了。按毛家规矩,我叫你姑娭,可按文家的规矩,你又得叫我表叔,你看咯到底怎样称呼。”大家一听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品哒品哒(意思是互相差不多持平),我们都不称呼哒,省得搞不清关系长幼。”说是这样说,在有些地方毛泽东却是不愿马虎过去的。所以有人说,毛泽东在北京,全中国他最大,但回到韶山,他有时还得变成小字辈。

  26日,毛泽东看完父母的坟,来到山下的谢家屋场,准备到小时候认识的贫农毛霞生家去看看。毛霞生已去田里劳动,另一家只有汤瑞仁抱着3岁的孩子毛命军在家。毛泽东正欲走进堂屋,韶山招待所支部书记毛伟昂赶来。向毛泽东喊道:“主席,您回来了!”毛泽东见这位老人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即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毛伟昂说:“我是毛伟昂。”毛泽东惊奇地道:“你是伟昂二叔!”

  毛泽东又问汤瑞仁姓什么,毛继生替她做了回答。毛泽东接着又问汤瑞仁:“你爱人在哪里参军?”

  “在东北,当连长。参加过抗美援朝。”

  “那你还是一个军官太太啊!”

  “小孩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又问汤瑞仁怀里的小孩。汤瑞仁答:“叫命军。”

  “革命军人。你将来也要学你爸爸参军保卫祖国呦!”毛泽东抱着小孩说:“光荣的军属户啊!男的在外保卫祖国,女的在家生产劳动。”

  汤瑞仁叫命军喊毛泽东“公公”。毛泽东说:“不要喊。论字辈,命军属‘贻’,比我还大一辈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松山宾馆见到了已经做古的土地老倌毛福原老人的妻子土地阿婆。她的辈分在毛家很高。毛泽东上前扶着白发苍苍的阿婆,连声问她:“太婆,太婆,您好,您好啊!”土地阿婆立刻老泪纵横,两手发颤:“不敢,不敢啊,你是主席啊。”毛泽东笑着说:“我是主席,可您是我的活祖宗啊!”

  王季范是毛泽东二姨妈的次子,既是亲姨表哥,又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比毛泽东大9岁,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均称他为“九阿公”,毛泽东则一直叫他“九哥”。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握住王季范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1972年,王季范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道:“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毛宇居是毛泽东血隔五代的堂兄,曾是他少年时代的塾师,长毛泽东12岁。由于毛宇居在毛家泽字辈中居长,同辈呼之为“大哥”,呼其妻谢素贞为“大嫂子”。1925年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养病,开展农民运动。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去“宇居大哥”家,商量一些重要事情。大嫂子总是热情相待,又是沏茶又是递烟。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回韶山后特地邀其一起聊天。一见面,毛泽东笑着说:“大嫂子,几十年不见,你老了,我也老喽!”

  毛泽东爽快地说:“那你照样喊我老毛么!”

  传统称谓习俗中,同辈人不论年龄大小,称对方为“兄”,则是一种尊称。1916年12月,毛泽东写信给比自己大3岁的黎锦熙(又名黎邵西),称“邵西仁兄大人阁下”。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居住的芋园拜学求教,两人过从甚密,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毛泽东曾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超前请教。”又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

  毛森品是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11年春,他们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50年4月,毛泽东写信给他,称“森品学兄”。

  周世钊,字淳元,又名敦元、东园,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是毛泽东的同学。在长达五年的同窗生活中,他俩情义深厚,才学出众,被师生们誉为“双杰”。1949年10月,分别20多年后的毛泽东,在信中直呼“敦元学长兄”,诸多思情,皆流于笔端。在以后几十年书信和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一直称他为“淳元兄”、“东园兄”。

  周谷城,1898年生于湖南益阳,1921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故乡,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这时,毛泽东刚从一师毕业任一师附小主事。两人最初的交往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周谷城虽然比毛泽东小5岁,但毛泽东在信中仍然称他为“谷城兄”、“谷城先生”。

  抗日战争时期,已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信中称郭沫若为“沫若兄”,读来亲切,平易近人。称小自已3岁的沈雁冰为“雁冰兄”,并且落款用“毛泽东上”的谦语,亲切之中饱含敬重。

  称谓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一方面。如何称呼 ,反映了人际关系的亲疏。毛泽东曾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在称谓方面,毛泽东也坚守着这一原则。

  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时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盛赞两会代表“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

  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怀仁堂接见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一位代表近前握住毛泽东的手,用力抖了抖,竟大声对毛泽东说:“老毛,你可胖了呀!”

  毛泽东不由微微一愣,周围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和被接见的众多劳动模范们全都吃惊不小……

  毛泽东定了定神,很快认出了对方:“哦,是你呀,罗瞎子!”

  “是我,你还认得我呀……”被毛泽东叫做罗瞎子的人两眼噙上了泪花,“老毛,你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

  毛泽东伸手向对方的肩窝送去了亲热的一拳:“哪能不记得!你曾是苏区乡政府的主席么!”

  罗瞎子再也抑制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淌下来……

  毛泽东抬手为罗瞎子擦拭眼泪:“莫哭,苟富贵,毋相忘么。”

  罗瞎子这才“嘿嘿”地笑了……

  在罗瞎子的记忆中,始终不曾忘记很早以前的情景——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搞农村社会调查来到乡下,问当地乡长姓名,年轻的乡长自报家门,说叫“罗瞎子”。

  年轻的毛泽东失声笑道:“你这绰号,算不得真名么!”

  年轻的乡长连连摇头:“不,就叫罗瞎子!从小家里穷,没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乡里人都这么叫惯了。”

  毛泽东又问:“如今你当了乡长,总得有个大名吧?”

  年轻乡长憨笑着:“如今在乡政府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臭架子哩!”

  毛泽东继续问:“那你喜欢听么?”

  “喜欢听。”年轻乡长爽快地说:“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怪亲热的。”

  毛泽东赞叹道:“讲得好,苟贵富,毋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掉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年轻乡长放开喉咙大笑,握着毛泽东的手说:“要是你日后当了皇帝——要是革命成功了,你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毛泽东爽快地说:“那你照样喊我老毛么!”

  “我记着你的话了!”年轻乡长真的记住了毛泽东的话……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又重逢,毛泽东拉着罗瞎子的手说:“我们又重逢了,你当了劳动模范来北京,我首先祝贺你!”

  罗瞎子兴奋地笑着说:“老毛,哈哈!我永远记得我们年轻时讲过的话,今日实现了,真叫人高兴啊!”

  东北地区劳模代表马恒昌见到眼前的情景,激动得两眼淌出了热泪……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建国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塌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激动地同他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的确,这种称呼折射二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友情。

  在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1946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给叶挺同志的复电原稿。全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三月七日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经我党多方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第二天,叶挺同志致电党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位战功赫赫、名闻中外的铁军战将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归宿。党中央当即复电,接受他为中共党员。

  这份电文,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特别是对叶挺的称呼,几经改动,耐人寻味。原稿拟称“叶军长”,毛泽东初即改作“叶挺同志”,旋又改作“叶挺将军”,最后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这一改,一种真诚、热烈的同志之情油然而生。

  在党内,工作上的称呼一般称“同志”。党内干部见到毛泽东时则称“主席”。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去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姆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啊!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毛泽东称党内干部一般是“同志”或职务。陈毅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在毛泽东面前,陈毅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每次见面,陈毅总是立正敬礼,大声说道:“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说:“主席,我来了。”毛泽东也总是将手一挥,立即请他入座。在“文革”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尽力保护陈毅。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和陈毅亲切握手,拉着他一起照相,然后说:“陈老总,我保你!”另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拉着陈毅到休息室,关切地问:“陈老总,最近怎么样?”

  叶剑英与毛泽东有着不平凡的交往,既是战友,也是诗友。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文韬武略极为欣赏,对他的军事参谋才能也颇为器重,常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叶参座”。红军长征中,他曾把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密电报告毛泽东。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一位指挥员就毛泽东拟定的军事电报中一则生僻的军事用语提出询问,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却让他去请教“我们的叶参座”。“叶参座”当然给他一个详细而准确的答案。

  1948年春,一天,毛泽东对叶剑英说:“剑英,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今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大部分缺乏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决定在华北军区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么样?”叶剑英表示服从决定。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大各项工作成绩显著,毛泽东称赞道:“剑英同志的能力很全面嘛!”

  1954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在传统称谓习俗中,还有一种既具特色且又常见的重人轻己的称谓习俗值得一提,即当一个人有名、有字、有号的时候,称尊者不得直呼其名,而须称其字、号。因为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直呼其名是为不敬,称人字、号方现其尊。毛泽东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是非常尊重这一习俗的。

  符定一,字宇澄,文字学家,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时的老师。1946年毛泽东给他写信,称“宇澄先生夫子道席”,落款为“受业毛泽东”,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符先生的敬重之情。中国著名的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字表方。1945年8月28日,张澜随重庆各界人士一起,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中共工作人员、《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介绍大家同毛泽东见面。突然,毛泽东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拂的张澜,不待乔冠华介绍,便急切地走了过去同他握手。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张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1954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澜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程潜,字颂云,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1949年9月的一天,为安排程潜的工作问题,毛泽东专门邀请程潜的族兄程星龄商谈。毛泽东对程星龄说:“今天我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彪当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一听,颇感吃惊。所惊的是毛泽东对程潜如此尊敬,开口就尊称“颂公”。不像过去蒋介石,从来就不尊敬程潜。回想这些,他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颂公’‘颂公’的尊称了。关于工作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不,还是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道:“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将它发扬光大!”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清末举人,字任之,毛泽东总是称他“黄任老”;陈叔通,清末翰林,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敬呼“叔老”,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称历史学家吴晗为辰伯先生,称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为菊生先生,称湖南一师老校长张干为次岑老先生,称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为行严先生。

  对德高望重的女性,如称为“先生”,则是表示极大的尊敬。宋庆龄,孙中山夫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友人,毛泽东在信中称“庆龄先生左右”,表达了毛泽东的谦逊和对宋庆龄的尊重。何香凝,国民党左派,著名女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尊称她为“香凝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何香凝革命精神的敬仰之情。

  对儿女们的称呼,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慈父的真爱。1946年1月7日,离别祖国近十年的毛岸英回国,而毛岸青尚留在苏联。毛泽东当日挥毫舞墨,给毛岸青写了一封信,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这充满爱意的称呼和“看见你哥哥,就像看见你一样”的心情,体现了毛泽东对儿子毛岸青的一片爱怜之意。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8月生于延安。李讷出生时,毛泽东已近半百。因此,毛泽东对这个新生的小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格外疼爱。1947年,毛泽东与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曾把李讷送到黄河以东较安全的地区。半年后,再见到女儿时,李讷明显地消瘦了、黑了。毛泽东一把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她的后背,拍一下念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娃娃,我的好娃娃,好娃娃。”李讷则搂着父亲的脖子高兴地嚷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好想小爸爸。”接着,她从父亲怀里钻出来,给爸爸表演了一段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看着,眼圈红了,湿了。

  在给女儿的信中,或称“李讷娃”,“娇娇”(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有时候加上“我的亲爱的女儿”,这些亲切温馨的称呼中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父爱。

  人物称谓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它不仅仅是人物的一种纯客观性标识,它更积淀着一定的文化内涵。毛泽东以丰富的文化底蕴,践行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称谓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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