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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婚恋习俗

毛泽东与婚恋习俗

  婚姻是家庭生活的起点,它对于人的生活、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20世纪初期,在中国传统的婚恋习俗中,奉行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婚恋上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有过由父母包办的有名无实的名义婚姻;也有过杨开慧这样肝胆相照、志同道命、对他无比体贴、对他的事业无比忠诚的爱侣,并为她的壮烈牺牲而泪雨倾盆,终身不能忘怀;他曾获得贺子珍这样枪林弹雨中生死相依的伉俪,也有为之离别而郁郁伤感,永久深深地遗憾;他也接纳过江青的爱慕和追求,领略过她的温存,然而,她那不可抑制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更使他气恼伤神,并多次对之愤然斥责。毛泽东一生中的婚姻生活,既有温情,也有原则。

  毛泽东大声疾呼:“媒人、月老等语,要在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

  中国古代的婚姻习俗遵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历史上毛泽东等早期革命家都受过婚姻不自由的迫害,并且最后冲破封建的婚姻网罗求得了自由的新生。

  早在毛泽东14岁的时候,父母就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这就是人们一直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的毛家罗氏。毛泽东后来这样谈到这个女子:“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实为19岁,记忆有误,——引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据毛宇居等人1941年第9次修订的《韶山毛氏族谱》等资料记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九月二十六日。她依中国旧式封建婚姻,由父母包办,嫁到韶山冲,成为毛家的大儿媳。他们结婚时,毛泽东14岁,罗氏19岁。比毛泽东大几岁。罗氏嫁到韶山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时便回娘家小住。1910年2月11日,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葬于韶山南岸土地冲。

  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门婚事,但对罗氏还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的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欣然同意。当时毛泽东许多亲属想去北京,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但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毛泽东的某种内疚之情。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回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特意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兄弟罗石泉送去5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500元)。

  应该说,在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里,罗氏是不幸的,她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在她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

  尽管毛泽东不认可这门婚事,但《毛氏族谱》上还是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元配,把杨氏(开慧)列为“继配”,把贺氏(子珍)列为“再娶”。可见,罗氏在毛家的地位是得到毛家亲友认可的。

  五四时期,毛泽东对于婚姻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19年11月14日,长沙的一位新娘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这就是轰动整个长沙城的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赵女士是一名二十三岁的女学生,家住长沙南阳街,父亲是一家眼镜店的老板。她的父母因贪图钱财,竟强行将女儿嫁给一个年大貌丑的古董商做续弦。受过新思潮熏陶的赵五贞当然不愿做这个有钱丑老头的老婆,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要求解除婚约。她的父母不但不答应,反而臭骂了她一顿。11月14日,古董商派人前来接亲,赵五贞被父母强行押进了花轿。半路上,她用暗藏在身上的剃刀自杀身死,用生命向黑暗的封建婚姻制度作了抗争。

  第二天,长沙各家报纸争相登载了这条消息,还发表了不少评论。毛泽东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反封建教育的好时机,他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发表了九篇论文和杂感,猛烈抨击了吃人的封建旧礼教。

  当时,长沙有些思想保守的文人竟写文胡诌赵五贞是“改革婚姻制度的牺牲者。”许多新潮评论家的文章也只是把赵五贞自杀归咎于“母家”、“夫家”的强行包办。毛泽东则指出:造成赵女士自杀的罪恶根源是社会制度的腐朽。他强调: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赵女士之所以自杀,是由环境所逼。这个环境就是社会、母家、夫家构成的“三面铁网”。如这三面中有一面非铁网,或虽是铁网,却是开放的,那么赵女士决不会被逼至死。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毛泽东还指出:这种罪恶的社会,“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它又可以使‘男’死……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乎‘社会万恶’!”因此,只有扫荡万恶社会,废除旧的婚姻制度,而且实现经济自立,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而扫除这个万恶社会的根本办法,就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他号召当代的男女青年:“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的,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

  毛泽东曾在1919年11月28日于湖南《大公报》上发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对他所熟悉的韶山和毛家的婚姻习俗作了批判性的介绍:

  (一)是“合八字”。中国父母代办子女的婚姻,并不是毫不选择。他们为子女选择婚姻,到是很费了苦心。但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在容貌、性情、体格、学问、年龄上面,只在八字的合不合。所以婚姻的第一步,便是“合八字”。合八字有二样:一是请算命先生合的,一是请“菩萨”合的。只要八字合得来,便是鬼也可扯拢做夫妇。社会上往往有小年纪的女子,配着大年纪的丈夫,或小年纪的丈夫,讨了大年纪的女子。我们乡里有一白话,“八十公公生一娃,笑死长沙十万家”,便是记一件一个十八岁的女子,配一个八十岁老人,生下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此外,丑夫对着美妇,或美妇对着丑夫,便以“福禄生的丑人边”相慰,也是常有的事。其余性情、学问等项,是一样不算标准。

  (二)是“订庚”。合八字之后,婚姻的第二步便是“订庚”。将男女八字各写在庚书上面,当着“神明”,烧起香烛,祷祝他们“偕老百年”,这段婚姻从此便算成了铁案了。订庚本有契约的意义,但庚书上面并不写什么契约的话,单止写上年、月、日、时等八个大字,所有婚姻必须的种种条件,并不规定一事,要不说他是迷信不可得了。

  (三)是择吉。订庚之后,男女过礼,要选好的日子,要没有什么“熬”、什么忌方行。普通是看黄历上的“宜”、“忌”。其次请星卜推算。其次问菩萨可否。这次赵女士求父母更改婚期,她的母亲便说:“择吉已定,万难更改”。要是依着改期,待他哥哥回来,也未必要定葬送在这很好的“黄道吉日”哩!

  (四)是发轿。这个更糊涂了。说什么当时商纣迎接妲己,在途为狐精换去,后来女子出嫁,恐怕变成妲己第二,所以第一要用坚重的彩轿,第二是将轿门紧锁,第三但请动“喜神”好些将护。有的说这次赵女士若是坐着敞轿,不用金锁重封,外面可以看得,未必便会自杀。

  (五)是“迎喜神”。一个新女坐在重封乌黑的轿里,已经是闷得慌了,及到夫家轿子放下,还要从容地迎接喜神,说是请他“呵禁不祥”。这次赵女士到吴家,已经将要落气,吴家正豫备(系毛泽东原文中的写法——引注)着迎“喜神”来“呵禁不祥”呢!

  (六)是“拜堂”。拜堂是拜见祖宗,说是家里添了一个新娘,要请祖宗保佑“多生贵子”,“裕后光前”。西洋不告祖宗,也要告什么上帝,说你们的恋爱是上帝赐给的,你们夫妇关系是上帝合成的。

  这一些迷信,只算是婚姻的一些把戏,不外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做绳索,将他们深深的捆住。从说媒到过礼,这一对夫妇被迷信的绳索缚得转不过气来,以后便是稳稳当当很和睦的好夫妇了。……我们倡言改革婚制,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的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上面。……

  毛泽东何以对中国传统婚姻礼仪习俗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痛切的批判?如上所述,就因为他本人在少年时代就曾受过旧式婚姻之苦!

  对于赵女士的自杀,毛泽东寄予同情,肯定了她的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同时,觉得用结束生命来表示反抗不值得提倡,因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他号召广大妇女要采取积极态度来与社会奋斗,“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毛泽东写的这九篇文章,无情地抨击了旧婚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黑暗,激励人们与腐朽的封建婚姻观念作彻底决裂,是声讨旧社会的战斗檄文。

  他指出:“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他大声疾呼:“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将媒体打破,‘媒人’、‘月老’等语,要在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情厚深,尽可以自由配合。”

  由此,毛泽东对自由的、以真正感情为基础的婚姻非常向往。

  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把婚姻自由写进了施政纲领。1928年1月初,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向江西遂川进发,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毛泽东建议,要制订一个《施政大纲》,作为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的工作大纲。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主要内容,陈正人很快起草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施政大纲》。在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逐条逐句的讨论,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

  婚姻自由的思想根植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以至在若干年后,他能冷静处理一些涉及婚姻上的棘手事情。刘小梅在《毛泽东替林月琴解围尴尬婚姻》一文中,就记述了一件趣事。

  罗荣桓参加过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他与毛泽东相知甚深。1937年4月,罗荣桓在延安与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热恋,他把这事告诉了毛泽东,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好呵!没有家庭就不是—个完全的革命者,你俩结婚吧,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没多久,罗荣桓与林月琴结婚了,战事紧张,几天后,罗荣桓便奉命上了前线。恰在这时,据传早已在战斗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在西路军西征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关押牢中,经我党多次交涉,九死一生后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陷入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这不仅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而且事关政治大局。毛泽东早就知道张国焘野心很大,妄图另立中央。西路军失败后,才使他不得已回到延安。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

  毛泽东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把当事人林月琴叫来。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毛泽东见她来了,客气地让她进来坐,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罗。你不会怨我吧?”几句贴心的话,暖了林月琴的心。她噙着泪花,激动地说:“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连连点头,点燃一支烟后,突然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问:“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毛泽东望着林月琴,又十分恳切地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林月琴抬起头向毛泽东吐出了心里话:“他被俘后,听说在敌人酷刑面前很坚强,是个好同志。可我……”林月琴突然刹住话。

  “我说过,我听你的意见。是去是留,完全由你决定,可你告诉我实话呀!”毛泽东笑着讲完这些话,然后小声说:“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都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想找前夫,说明自己的想法,告诉前夫: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怪就怪误传噩耗。林月琴想到这儿,向毛泽东诚恳地说:“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林月琴脸上露出恳切的神色,她是执意让毛泽东来处理这桩尴尬的婚姻。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赞扬—番,想了想,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心里有了把握,连连点头,愉快地走出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不久,她见到了前夫,向前夫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十分友好地与他分了手。

  毛泽东自己向斯诺承认:“我在这里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和向警予率先将这种新式的婚姻观付诸了实践。他们在法国发表了一篇“向蔡同盟”的宣言。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以革命理想为目的的爱情结合。这一消息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对“向蔡同盟”钦佩不已。

  也就在此后不久,当毛泽东在北京为勤工俭学奔波,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清苦生活时,他却以别样的情愫描述道:“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了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毛泽东的心态,不难感到在毛泽东许多表露自已的谈话中,这段话则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抒情意味,在其他的谈话中是很少有的。

  如果我们再对照一下毛泽东1921年写的一首虞美人,或许能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对北海、故宫、白梅、垂柳的美好记忆,给他带来的“补偿”: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一个28岁的青年有着如此忧郁缠绵的情思,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在恋爱。

  毛泽东自己也向斯诺承认说:“我在这里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

  1918年冬天的北京因着毛泽东爱情的勃发而显得春寒料峭,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的清贫生活也因杨开慧所给予的情感上的慰藉而显得丰富多彩。

  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不久,早在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考入一师成为杨昌济的学生时,就经常到“板仓杨宅”去看望老师,也常常见到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一个12岁的少女,很难说他们当时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他们的交往因杨昌济和毛泽东的师生关系也形成得十分自然,相互的了解是逐步加深的。

  真正使两人产生出别样情愫还是在北京的异地重逢。毛泽东终于把对爱情的渴望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他不断给杨开慧写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北海、故宫也就留下了两人漫步的身影。在杨开慧看来,毛泽东是个不平凡的男子,她是读了他的日记和文章后爱上他的。杨开慧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小聪慧好学,一身傲骨。他超凡脱俗的个性使她对生活和爱情有着自己非同寻常的见解。

  杨开慧生前曾写过一份自述,她特别谈到她十七八岁,也就是1918年、1919年同毛泽东定情、恋爱时候的心情: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吧?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大约经过了两年的时间,1920年的冬天,两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结成了夫妻。毛泽东与杨开慧女士也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革命伴侣。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爱是很浪漫的,在当时也算是站在前沿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特别“新潮”。那时杨开慧是教授家的千金小姐,能跟随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非常不简单。毛、杨结婚,不置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婚后,杨开慧随毛泽东辗转奔波,并为他生了三个孩子。1927年秋天,白色恐怖异常残酷,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匆匆离别了杨开慧去领导秋收起义了,这一别两人再没有相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湖南军阀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断绝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就可不杀她。杨开慧回答:“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1月14日临刑前,杨开慧仍然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不要做俗人之举。”

  毛泽东知道噩耗后,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他失去爱妻的痛切感情和内心的遗憾。

  只有毛泽东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百身莫赎”四个字的含义!他为自己由于革命重任在肩而没有给予杨开慧更多的时间和关爱而痛苦,他更为自己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内疚不已!妻子为自己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而自己欠她的太多太多,而且这一切连补偿的机会都没有了!毛泽东的痛苦难以言状,他莫名其妙地朝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的火。

  毛泽东寄款为爱妻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从此,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毛泽东失去了他的至爱。尽管后来毛泽东两次结婚,然而,杨开慧却永远活在他的心中,成为他无人能够取代的、永远的爱人。

  1927年当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福建农村去养病,心情沮丧的毛泽东化名为“杨引之”。到了延安后,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时,他又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灵魂深处对杨开慧的思念的不经意流露:无论在失意的时候,还是得意的时候,尤其是牵涉到他们共同的熟人、朋友的时候,毛泽东对杨开慧无限怀念的深情,就如山涧的清流默默地流淌着……

  杨开慧临终前的遗愿便是希望丈夫革命成功,如今革命成功了,她却不在了!毛泽东多想对妻子说,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奉献和牺牲啊!

  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岸英、岸青回湖南给杨开慧扫墓。

  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病逝,毛泽东致信悼念,信中提到杨开慧时,深情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夫人”。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与日俱增,因为,相对杨开慧为他奉献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思念。

  由于江青不理解、不关心他,又不守本分,常给他惹事。毛泽东也不再掩饰自己对杨开慧的思念。

  1957年,杨开慧牺牲20多年以后,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将她1933年怀念柳直荀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寄给毛泽东指正,并向毛泽东索要当年赠杨开慧的一首《虞美人》以留纪念。毛泽东看了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回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虞美人》寄给她,而是填了一首新作给她,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词中,毛泽东满怀深情地想象着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忠魂遨游月宫,吴刚捧酒敬献,嫦娥长袖起舞。李淑一的《菩萨蛮》里写道:“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毛泽东则在词中答道:“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菩萨蛮》的最后两句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毛泽东则答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纯作倾盆雨。”

  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词中的“骄杨”作何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骄杨”是毛泽东的自豪和骄傲,“骄杨”更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

  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的邀请,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到了晚年,毛泽东偏爱红色,特别是玫瑰红。地毯、沙发、窗帘等都喜欢用红色的,因为杨开慧的小名就叫“霞姑”,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毛泽东还一改以往对穿着的随意,而偏爱玫瑰红的游泳裤。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虽已是病魔缠身,老态龙钟,但仍穿着心爱的玫瑰红的游泳裤,在长沙游泳馆游了一次,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杨开慧以她雅丽如仙的气质,给毛泽东永远留下了青春的亮丽。她虽然过早地离他而去,但她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之中。与晚年江青刻薄乖戾,挑剔任性,毫无女性温柔相比,杨开慧则是青春的化身,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她的举止打扮甚至成了毛泽东评判女性美丑的标准。

  1975年,毛泽东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护士孟锦云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的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红的,算我送给你。”于是,小孟就去做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做好后,立刻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着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

  玫瑰红……寄托着毛泽东对青春的礼赞,对爱妻杨开慧的无限思念!

  毛泽东不是一般人,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是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虽然他不乏柔情的时候,他才需要女性的爱来温暖他的心,但他鲜明的个性始终是贯穿于他的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和三位夫人的关系。

  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敢于冲破封建纲常,主张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旧习俗,他们把结婚作为反社会反潮流反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婚礼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和杨开慧实行的是同居,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在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彩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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