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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礼仪习俗

毛泽东与礼仪习俗

  礼是指社会行为中人们应遵守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中国自西周的“制礼作乐”的文化改革到清末的“礼法合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礼制严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软控着人们的行为,使整个封建社会“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任何人不得僭越,否则被视为无礼,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礼仪主要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方式,诸如某个人礼容、礼貌、礼节,或是某个仪式的程序、场面等等,但是礼仪又依托于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人们的心理情操,是非善恶观念,换言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道德修养。礼仪习俗属于观念形态,一经形成便进入人的潜意识,于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传统社会礼俗特别注重身份和地位,地位低的要向高的行礼、晚辈要向长辈行礼。

  毛泽东特别叮咛下坡迎接的同志:“你们四个人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起,不要让担架晃动。”

  毛泽东很重视礼节,他不论对党内外领导同志还是对公勤人员,都是平等相处,以礼相待。他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他待人接物既很有原则,又很有人情味。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党内同志来了,他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对到他这里来的同志,毛泽东还是十分客气。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虽说不下床,但他坐起来很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并招呼他们坐下。如果遇上开会的时间长,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虽然自己不吃,因他有夜里办公、吃饭的习惯,可对开会的同志还是注意照顾的。毛泽东叫身边工作人员吩咐厨师给每位与会者一碗面条。大家在吃饭时,他就在旁边抽支烟等着。

  对于较长时间没有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一般不迈出门坎。对于兄弟党的同志来访也有此情况。20世纪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去,快到门口,毛泽东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谈话结束,毛泽东送到门口,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熙年堂。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1948年4月,粟裕从前线赶到河北省平县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迈出门外,同粟裕握手。此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说了一声:“……17年了!”互相问寒问暖。毛泽东能跑出门去送接党内同志,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无往来,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

  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毛泽东坚持不与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从没听到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富于私人感情的话。

  尽管毛泽东非常注意不和党内同志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但事实上他又成功地处理了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赢得了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工作往来不多,私人情谊却很深厚、交往甚密。

  1949年3月26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住在香山别墅。

  中央首长到达香山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乘胜前进,再接再厉地夺取更大的胜利。第二件大事,就是会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毛泽东会见党外知名人士的时候,都特别嘱咐警卫员把吉普车准备好,到下边去接。客人来了,要及时告诉他。

  每次客人到来,毛泽东都走出房间,到院里迎接,有时还走到大门口迎接。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老人来时,毛泽东亲自走到汽车跟前,搀扶他下车和上台阶。对此,被会见的人非常激动,他们说,我们都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领导人能和中共的领导人相比。

  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从纽约飞往香港,然后从海路经天津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这位爱国老人。

  由于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比较高,路陡不好走,小轿车是上不去的,每次来拜访毛泽东的客人,都是在香山慈幼院下边换乘吉普车,才能开上去。但是,司徒美堂年纪大了,身体有所不适,不能坐汽车。于是,毛泽东就招呼警卫人员准备副担架,到坡底去接司徒美堂等人。

  但是,警卫人员怎么也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来,这下可急坏了。还是毛泽东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即让他们把自己的藤椅的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棒子,这样,一副人工轿子就做成了。

  毛泽东特别叮咛下坡迎接的同志:“你们四个人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起,抬上肩后步子要走稳走齐,不要让担架晃动。”这些卫士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轻手轻脚地把司徒美堂抬到了会客厅的门口。这时,毛泽东已站在门口外面的石头台阶上等着了。他大步迎上来,双手搀扶着老人离开了藤躺椅,细微之处,表达了毛泽东对司徒美堂老人的敬重。

  张澜先生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他领导下的民主同盟,是中国的爱国党派之一。他本人也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对他非常尊敬,张先生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毛泽东就特别嘱咐工作人员在接张澜先生时要好好照顾他,还让司机在开车爬坡时,要慢一些,稳一些。在司机开车去接张澜先生的时候,毛泽东一直站在双清别墅的门口等候。张澜先生一下车,毛泽东马上就伸出手搀扶他。

  “亲爱的大姐,睡眠尚好吧。”

  毛泽东与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始终保持诚挚的友谊,他们是同庚,都是1893年生。1956年元月,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的贺年片后,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直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并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寥寥数语,幽默、诙谐,其间蕴涵着浓浓的“姐弟之情”。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凡致函都恭敬地称宋庆龄为“庆龄先生”。毛泽东对宋庆龄称呼的改变,说明两人不但相互十分了解,而且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此时,两人已整整相识了30年。

  在1926年1月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未参加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他们都赞成国共合作,会议期间,他们共同谴责、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宋庆龄发表了大会演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妇女工作;毛泽东继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宋庆龄挺身而出,同毛泽东等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的暴行,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同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宋庆龄虽未在场,仍被推举为排名第一的“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她公开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其大无畏气节令人钦佩。同一天,毛泽东与宋庆龄等22人署名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誓遵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通过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一道工作,宋庆龄对共产党有了良好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继承孙中山“联共”的信心。为了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尽早实现,宋庆龄在将近10年没有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之后,于1937年2月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她与亲日派、投降派展开了激烈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时居重庆的宋庆龄获悉毛泽东抵达山城的消息,十分高兴。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从8月30日到9月8日,短短10天内,她拜访、宴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的茶会、酒会竟达4次之多。毛泽东对宋庆龄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当宋庆龄起身告辞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她送到大门外,一直看她上了车才离开。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将胜利的喜悦与她分享,挂念她的安危。电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6月19日,上海刚一解放,毛泽东又亲笔致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尚存不适,欣然同意北上。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乘火车离沪赴北平。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站,车刚停稳,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时的毛泽东走出欢迎队伍,出入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握住宋庆龄的手,对她说:“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宋庆龄微笑着答道:“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天下午,毛泽东是特意换了那一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装,还有新皮鞋,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宋庆龄的。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毛泽东的诚挚和盛情,使宋庆龄深为感动。1957年11月,毛泽东与宋庆龄一起出访苏联。回国时,毛泽东和宋庆龄坐同一架飞机。毛泽东请宋庆龄坐头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谦让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20世纪60年代,每逢重大节日去天安门参加庆典,毛泽东的车都是先到达天安门,可毛泽东下车后总要等一下随后的宋庆龄,搀扶她一起乘坐电梯,犹如对待一位长者。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唯一直接称呼职务的只有宋庆龄。见面时称她宋主席。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曾是清末翰林,参加过维新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对他诚恳热情,尊称他为“叔老”,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是“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说他经历了几个朝代,见多识广,经验很宝贵。他应约赴毛泽东寓所造访,毛泽东都要到门外迎接,走时送到门外,为他开车门,照顾上车。待车走远了,陈老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向他不停地招手。

  长期以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叔通,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泽东有时写给他们两位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老”,反之亦如此。陈叔通对此很感动,认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

  除了这些民主党派领袖们,还有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些原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毛泽东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持了真诚的友情。

  对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次参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张治中,毛泽东每次把他介绍给初次会面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使张治中内心感到暖烘烘的。在与他的交往中,毛泽东十分注重礼仪细节。1949年11月中旬,毛泽东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和作吧?”张治中说:“现在是你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总的顾问。”毛泽东笑着说:“你去做彭总的副手。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张治中有一点窘,说:“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11月22日,张治中由北京飞往兰州。飞机起飞前,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九时由北京起飞,下午四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百忙之中的毛泽东,连接机这样能体现礼仪和尊重的细节都考虑到了。

  1951年5月,淮河工程开始时,张治中是治淮视察团团长。动身前张治中却病倒了。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毛泽东写道:“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还有一次毛泽东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的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治中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毛泽东对张治中,既以礼相待,也以诚相处。

  傅作义作为高级将领,既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仗,又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对他给予了极大的信任。1949年8月,绥远的和平起义遇到了严重困难,毛泽东让傅作义携带巨款亲赴绥远解决此事。傅作义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斗争,如期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起义。9月22日,傅作义回到北平,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给傅作义做工作,给予他信任和关怀。对于国民党老前辈,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毛泽东十分注意通过一定形式的礼仪表达对他的尊重。1949年,程潜被邀参加新政协会议。对他的接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一改以往不关心细节的习惯,指示周恩来、聂荣臻:“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请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看好住处。”

  在程潜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率中共高层领导人到火车站迎接,亲自设晚宴招待,亲自到程潜住处拜访,亲自陪程潜同游天坛。毛泽东还请程潜到家里做客,饭后,提议去划船,并亲自为客人荡起了双浆。

  在日常交往中,毛泽东通过礼仪习俗来表达对师长、亲朋的尊敬。在就餐中,座位的安排是有讲究的。“上席”是给尊者和长者坐的。毛泽东是非常讲究这一习俗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宴请符定一、章士钊等湖南籍老人。毛泽东深情地对符定一说:“你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入席时,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让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席的道理!”于是,毛泽东把符定一拉到上席的位置。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干。张干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校长。由于种种原因,张干当时曾主张开除毛泽东的学籍。建国后,毛泽东得知张干仍在湖南妙高峰中学当数学教员,且家境贫寒。1951年9月,毛泽东邀张干、李漱清等人同游北京。入席时,毛泽东一定要张干、李漱清坐上席,他自己坐下席。

  “李老”,张干让着李漱清,“您是润之童年私塾时代的启蒙老师,请坐首席。”

  “您是润之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80高龄的李漱清风趣地说。

  两位老人相持不下。

  “好,就依李老的话。”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让我们的老校长坐首席吧!”张干不得不坐上首席。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毛泽东反对繁文缛节与形式主义,反对摆架子,对待外宾亦然。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国家主席,国务繁忙,国际间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外国大使呈递国书,都要他亲自接受,仪式繁复、冗长,占用大量的时间。毛泽东不怕日理万机,但非常讨厌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认为它白白浪费人的许多宝贵时间。

  为了便手毛泽东工作,又可节省他的时间,接受各国大使呈递国书的地方,当时就设在中南海的勤政殿。接受仪式是由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亲自安排的。这位典礼局长工作热情,办事认真,但“洋味”十足,特别讲究接待外宾的礼仪形式。

  时任毛泽东随身警卫的沈同回忆说,典礼局长安排呈递国书时,首先要调来军乐队,大使一到,要先奏两国国歌,然后进入大厅与毛泽东相见,彼此肃立,由大使向毛泽东诵读他呈递的国书内容,经译员翻译之后,大使把国书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受了国书,再致欢迎词,经翻译之后,把欢迎词交给大使,随后合影,就座交谈。这套仪式要占用很长时间,一般都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起初接见时,典礼局长还要求毛泽东必须穿礼服,穿尖头的黑皮鞋。开始毛泽东没有理睬,还是穿他入城之后才做的那套新衣服和也是入城之后买的一双圆头黄皮鞋。典礼局长看了,就再次要求毛泽东穿尖头黑皮鞋,还怪卫士事先没有作好准备工作。毛泽东问,外宾是要看黑皮鞋和屋子里的花草,还是要见毛泽东? 典礼局长无言以对,只好维持现状了。

  毛泽东要求对外国贵宾有礼有节,实事求是,不能容忍这些繁文缛节的形式,凡属不合理的事情,在毛泽东这里是通不过的;凡属已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他经过调查研究,迟早是要加以改进的。他说,为什么不提倡中国人民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又哪里来的这些繁文缛节?难道不知道千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多宝贵嘛?!搞这些形式主义误事害人!于是,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照旧穿他经常穿的,也是我国人民日常习惯穿的千层底黑布鞋,以后又取消了军乐队的奏乐,并逐步把以前的呈递国书时的那套繁琐的仪式,改为现在这样,即大使来了便向主席呈递国书,不需要诵读,缩短了时间,节省了人力物力,但又不失庄重。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毛泽东准备在勤政殿接待他。准备工作做好后,毛泽东进来了,当他看到摆放的是一台外国收音机,便皱起眉头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

  当毛泽东穿着他那双旧的棕色皮鞋准备离开时,罗瑞卿过来说:“主席,您还是换一双黑色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照外国惯例……”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顿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伊梅尔达优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思维敏捷的毛泽东从容的托起伊梅尔达的手……

  1974年9月27日,尚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从延安访问回来,回到古都西安。接到了周恩来关于毛泽东要在武汉接见她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当即换上绣着绿色和白色荷花的菲律宾传统服装,带上17岁的儿子费迪南德,从西安登上毛泽东、周恩来特意派来接她的三叉戟飞机,飞往长江之滨的华中重镇——武汉。

  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铁蝴蝶”,是著名的外交家,常陪同其丈夫马科斯总统出国访问,会见外国元首、政要。这次访华是作为马科斯总统的代表,为中菲建交探路。

  9月20日晚上,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305医院会见了伊梅尔达,同她进行了坦率真挚的谈话。在谈到两国建交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与台湾断交时,伊梅尔达考虑到菲律宾商人在台湾有大量投资,担心断交后会受到损失。

  周恩来向她解释:“至于台湾和菲律宾的投资问题,可看作是地区性的,可以解决,我们建交是两个国家间的事。”

  伊梅尔达对周恩来的回答非常满意,开心地笑了。她将特意从菲律宾带来的一盆名贵的兰花赠给了周恩来。

  但在毛泽东是否会见她时,出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精彩场面。天生丽质的伊梅尔达?马科斯是菲律宾第一美人。当时担任翻译的外交家章含之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元首夫人如此充分地利用她女人的优势作为外交手腕。”在李先念会见她时,李先念正式告诉她,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这次就不能见她了。伊梅尔达听后表示非常失望和难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李先念又一次说明并非毛泽东不愿见她,而是确实不在北京,请她谅解。

  此时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了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继而听到她细微地抽泣声,一时弄得久经政治风云的李先念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又把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先念一边,不再说话,也不告辞。李先念望着面前的那方手帕,一时不知是不加理睬,还是应当捡起来还给她。最后,伊梅尔达成功了,李先念答应她再考虑毛泽东会见的可能性,伊梅尔达破涕为笑,热烈握手告辞,她知道已胜券在握。

  外交部将此情此景报告了正在武昌东湖客舍的毛泽东。

  毛泽东同意见见。

  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了伊梅尔达,就国际形势和中菲关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

  伊梅尔达访华期间,正是菲律宾经济受国际石油危机的猛烈冲击,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帮助菲律宾度过这一难关。当时国际石油价每桶12.85美元,而中国决定以每桶7.5美元的价格向菲律宾提供100万吨石油。当中方把此决定通知伊梅尔达时,她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使伊梅尔达出尽风头。她回国时,像凯旋而回的巾帼英雄,打了胜仗的女将军,受到人民盛大欢迎。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在菲律宾困难时帮助解决了石油危机,患难见真情。1975年6月初,伊梅尔达陪同马科斯总统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华。9日,中菲在北京正式建交,访华取得圆满成功。这时的伊梅尔达又有惊人之举。在告别宴会上,伊梅尔达身着高贵、典雅的菲律宾民族盛装。那淡红色底绣着各色浅花的蝴蝶装倾倒了不少中外来宾、各国大使,人们情不自禁地赞扬她:夫人,您今晚真漂亮。伊梅尔达含笑轻语:谢谢。

  她同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同坐一桌,她向韩念龙推荐一种菲律宾冷菜,味道类似中国四川的泡菜,韩念龙尝了一口,礼貌地说: “很好,又甜,又酸,还有点辣。”伊梅尔达听后,微微一笑,回答说:“是啊!就像我们女人一样!”资深外交家韩念龙一时窘得无言以对。陪同丈夫马科斯总统在拜访毛泽东时,她把这种浪漫色彩推上了极致。当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这位雍容华贵、光彩照人的总统夫人时,风趣地对马科斯总统说:“你的夫人越来越年轻了,看上去像20多岁。”

  一代佳丽伊梅尔达,此时含笑地而又优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胸前,思维敏捷的毛泽东脸上浮现出幽默的笑容,从容的托起伊梅尔达的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

  伊梅尔达开心地笑了。没有想到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东方大国的领袖,以惊人的反映,接受挑战,超越东方传统习惯,潇洒自如地行了一个“洋人”礼,她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在国际活动中,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毛泽东真诚相待,从不以伟人自居,都从友人身份出发,从而结交了各国各界的大批社会名流和友人,也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毛泽东虽然厌恶世俗的礼节,但他在与师长、亲朋、同志的交往中,恰当地遵循传统的礼仪习俗,赢得了友情,团结了同志,为自己营造了和谐、舒畅的生活、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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