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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殡葬文化习俗

毛泽东与殡葬文化习俗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殡葬礼仪见之于世界各民族。构成为民俗的一部分。一生一死,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大事。“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善忠。”因而殡葬礼仪在世界范围内无一例外地受到极端的重视。由于各时代各地区的社会生活条件、文化背景各异,因而形成了不同文化特征的殡葬礼仪,它以“民俗”现象表现出来。无疑,该殡葬礼仪民俗是一类文化,并构成该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参与对人们的教化。

  我国是个礼仪之邦,有着悠悠的殡葬文化。据有关专家考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颂》中,就大量保留着先人早期祭神时用的乐歌。这种乐歌,到魏晋时期作为挽歌的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晋书·礼志》中载:“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挽歌有《韭露》、《蒿里》两章。尔后,挽歌历经时代变迁,文人的加工,逐步演化为哀悼死者的词章,它包括了诗、文、歌、词等形式,其中为大家所熟悉的挽联就是由丧挽诗等挽歌演变而来的哀悼文体。挽联起初多以诗词、歌等韵文体表示对死者哀悼之情,后渐形成用对仗的形式表达,故而得名。相传在宋代已有写挽联之举。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越无镇(鼎)丞相被谪朱雀,病亟,自书铭旌云:‘身骑萁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从此,挽联作为约为俗成定义为哀悼死者的对联,写在长幅纸上,悬挂于奠堂之中,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经久不衰。

  挽词寄哀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为革命先烈、亲朋故友、战友同事,题写了大量的挽联挽词。

  1919年,毛泽东曾把患病的母亲接到长沙医治,并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毛母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次欢聚。经医治后,毛母已有好转,但回韶山不久疾病复发去世。当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二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毛泽东听了,心似刀绞,泪如泉涌。母亲才53岁啊,不想一场疾病便夺走了她的生命。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虔诚地守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慈母的件件往事,在幽幽的油灯下,和泪写下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另外,毛泽东还作两幅泣母灵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在毛宇居等亲房叔伯的操持下,毛母的灵棺在家停留四天,按韶山地方的风俗以道场来超度亡魂。10月8日晚,毛泽东长跪母亲灵前,含悲诵读了这两幅灵联。

  《祭母文》后由毛宇居收藏。后来,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他将这些手稿一页页塞进墙缝中,才使之完整地保存下来。解放后,遂将它交给国家,今刊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石上。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特意去瞻仰了父母的坟墓。那天清早,他披着晨雾默默地爬上故居对面的一座叫楠竹托的小山岗。随行的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一直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时,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随行人员赶紧采来一束松枝给毛泽东献上,毛泽东向合葬墓致了深深的鞠躬礼,随后默哀良久。在墓地,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所后,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讲:“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1915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易咏畦不幸去世写了一副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前,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悼念英雄易白沙时,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1928年8月红军参谋长王尔琢不幸牺牲,毛泽东送了一副挽联: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甘心。

  1931年10月我军著名领导人黄公略不幸牺牲,毛泽东和朱德共同写了一副挽联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1941年8月11日,为国共合作做出贡献的张冲先生病故后,毛泽东题赠了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病继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古代丧葬习俗迷信色彩严重,许多做法既不科学又浪费人财物力,尤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一整套丧葬习俗中有不少属糟粕之列。人去世后进行土葬,是中国绝大多数民族许多年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丧葬方式。但是毛泽东却从勤俭的角度出发,首倡人去世后实行火葬。他这一想法的提出,得从任弼时同志的逝世及后事的料理上说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就很不好,病情逐渐加重。虽然到苏联疗养了一段时间,但病情没有多大好转,时有反复。后来在任弼时本人一再地要求下,回到了国内坚持工作。但不幸的是,在1950年10月27日,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任弼时在中国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和毛泽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得知任弼时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的悲痛,禁不住热泪盈眶,连声说:“可惜,可惜啊!”并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是开国元勋。他的去世,无论是对全党或对新中国来讲都是很大的损失。为此,党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10月28日,也是任弼时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办完任弼时的丧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讲,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确实很大,对其进行厚葬是有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我们死后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与我们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是有些违背了?毛泽东的心里这时已经在开始酝酿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实行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

  毛泽东1954年在杭州时,当他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的坟墓时,曾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字

  在随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倡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去世后实行火葬的丧葬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大众化的丧葬活动摒弃了重殓厚葬、等级森严等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旧丧俗,也保留了相当部分的传统丧俗。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葬法上,用火葬替代了土葬。

  为了推进这一项改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签字倡议火葬。

  1956年4月,新中国春日暖暖,万物复新。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会间休息,秘书把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毛泽东手中,折子上是用毛笔书写的端庄清秀的正楷字。毛泽东微笑着展开折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他那很浓的湖南口音说:“书法不错嘛!”原来,折子上写的是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

  倡议书写道——倡议实行火葬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置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现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意愿,在人们中进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是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土葬的习惯,在人们还愿意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了倡议书,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因为这份倡议书事先已经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并且是自愿签名,所以毛泽东也没有让身旁的其他同志看。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用手指掐灭烟蒂,迈着大步到一张大写字台前,拿起一支三号狼毫,挥笔写下了三个潇洒的大字“毛泽东”,顿了顿,又写上了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然后他把毛笔重重地一放,对围在身旁的人笑着说:“你们谁来呀?”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凑了过来,这时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德顺手拿起了毛笔,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签了名。

  朱德签完,把毛笔递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签完,把毛笔递给了康生。

  康生之后是刘少奇。

  接着,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15人相继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吕正操签完名字打趣道:“这把人放进炉子里烧,会不会痛呀?”逗得大家一阵笑。

  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听到消息后,纷纷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表示死后实行火葬,特别是陈云同志,为此还专门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中央一级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也是古今中外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火葬签名。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他们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巨手联名签下了这一不朽倡议,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点燃了遗体火化的圣火,推动了中国的殡葬改革。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党、政、军领导响应毛泽东和中央的号召,都先后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当时没有参加会的,包括在京、在外地的,得知这个消息后,也都打电话或写信表明自己死后愿火葬的态度。当时仅有许世友一人没有表态,也没有签名,他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火葬不理解的想法。对此,毛泽东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批评,只是一笑了之。

  早在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瞻仰了列宁遗容,当时他十分的恭敬。过后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列宁的革命立场和精神。接着,在谈到列宁的遗体问题时,他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这说明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保存遗体主要是为了让人们看后受教育。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没有必要了。”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对死亡的看法和火葬。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泽东还表示,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举世无双的“联名签”之后不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以推行火葬为旗帜,改革土葬、革除旧葬陋俗为内容的殡葬改革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推行遗体火化。1997年7月11日,国务院第60次常委会议通过《殡葬管理条例》,并于7月21日发布,对殡葬改革以法规的形式作了全面规定。

  1958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黄敬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第一个接受火葬。三个月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也来此在圣火中安息。

  1960年6月1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同志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成为第一个接受火化的国家领导人。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哀思如潮。

  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纪念堂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违背毛泽东自己的意愿,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

  在1980年,社会上一些人曾传播毛泽东纪念堂将要折除的小道消息。这消息,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一些人士对毛泽东纪念堂是否将被拆除产生了疑虑。

  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从卢森堡飞抵北京,探究虚实。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采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时,也专门谈到毛泽东纪念堂的事。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泽东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泽东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增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三个纪念室,同毛泽东纪念堂一起开放,以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缅怀之情。

  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追悼会是丧葬习俗中寄托哀思的一种礼仪。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的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民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民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体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个喜事。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长征途中,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牺牲了,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悲痛。他有一个马夫,跟随多年了。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过黄河后,交通条件已经改善用不着骑马了。这就意味着马夫和老青马就要与毛泽东分开了。临别前,毛泽东坚持要去看看马夫。他握着正在给老青马加料的马夫的手说:“老侯同志,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讲,就说这是我的建议。”老侯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说:“主席,你放心,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你说的办。”后来,老侯因积劳成疾在西柏坡病故。后事办得很隆重,任弼时主持追悼会,朱德讲话并为老侯送葬。中央其他领导决定,这件事暂不向毛泽东汇报,等他工作不太忙时再向他报告。一天下午,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老侯去世的消息。他生气地说:“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逝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后,毛泽东说:“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老侯是个好同志呀!他是河南人,他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以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以帮助。”毛泽东因为没有参加老侯同志的追悼会而生气,是因为在民众的心理中,追悼会是一种寄托哀思、表达悲情的一种方式。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石仓、王玉森三同志在安塞山烧炭,后因炭窑崩塌,张思德和另外两名战士都被埋在里面。那两名战士由于埋得浅,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张思德深埋在下面,不幸牺牲了。

  张思德同志个头很高,平时不爱多说话,很能吃苦,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由于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警卫员,当年担任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队长的古远兴同志就直接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说:“张思德牺牲了。”并把牺牲经过向毛泽东讲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很难过,站起来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是不应该的!”毛泽东接着问:“这事你向上级报告了吗?”古说:“没有,我想直接报告主席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不行,你要向你的上级报告,什么时候开追悼会告诉我,我参加。”于是,古就立即把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向警备团政治处报告了。

  毛泽东问古远兴:“张思德现在在什么地方。”古说:“还被压在窑里。”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他双手背在身后,说:“要很快挖出来,要放哨看好,山中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队长就当不成了!”古答:“是!”古远兴原来打算把张思德刨出来就安葬在原地,毛泽东说:“不行!”并逐一指示说:“一给张思德的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口好棺材,三要开追悼会,我去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警备团为张思德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衣服,又买了一口好棺材。九月八日,中央警备团和党中央机关的部分同志共一千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脸上带着十分沉痛的神色向会场走来。毛泽东问警备团团长吴烈同志:“参加追悼会的共有多少人,哪些单位来了?”吴烈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点了点头。追悼会上,气氛肃穆。毛泽东亲笔为追悼大会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追悼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土墩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1972年1月10日下午3点,是陈毅追悼会举行的日子。此时的毛泽东,经过1971年11月那场重病,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这时的毛泽东由于受健康状况的限制已经不能散步了。按惯例,午饭后,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他今天躺在床上,四周虽寂静无声,但却怎么也睡不着。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那么烦躁不安。

  卧室里没有日历,床头没有钟表,自从毛泽东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以后,他一直心中不安。突然,他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告诉他是一点半钟时,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人感到太突然了,因为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于宋庆龄副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要求都难以答复。

  工作人员听毛泽东这一吩咐,赶紧通知调汽车,并通知了汪东兴等人。

  这时,毛泽东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大家赶忙替他穿好上衣,再给他穿好制服裤子时,他便不穿了。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抱着大衣搀扶着毛泽东上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处的电话。

  陈毅的夫人张茜当听说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是啊,从1956年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人的追悼会。见到毛泽东时声音呜咽喑哑:“毛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转而关切地问张茜:“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努力奋斗。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她看到毛泽东上汽车时,腿明显地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只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诗友的追悼会。

  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了最亲密的战斗友谊。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负责毛泽东身边警卫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赶到毛泽东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他。

  毛泽东听后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一句话:“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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