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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汉武帝刘彻

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汉武帝刘彻

  综观武帝一生,不愧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刘彻小传】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汉朝第6代皇帝。景帝之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16岁即皇帝位。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共计54年。宣宗时谥号“武”,庙号世宗。

  汉武帝在位54年,进行了50年的大小战争,“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和加强国内的统一,是主要带有保卫自身安全的性质。在战争中疆域的扩展,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而是把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起来了,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此,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的弊政,主要有三点:

  一是奢侈浪费。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仅是给将士的赏赐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20万斤黄金。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此外,治黄河,塞决,开漕渠及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再加上武帝个人的挥霍无度,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使得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趋于枯竭,财政发生危机。二是穷兵黩武。武帝连年征战,仅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30余年,动员的军队多达30多万人,因此造成了丁壮男子丢下锄头从戎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三是方士之弊。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因为他妄想长生不死,所以迷信鬼神,礼尊方士。为寻求仙人,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栾大。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公元前87年),武帝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就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元封五年即泰山封禅竟长达5个月。方士迷信活动的猖獗,又导致巫蛊之乱,陈皇后被打入冷宫,戾太子被废自杀。特别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事件引起卫太子的武装叛乱,叛军和政府军在长安城内混战数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兵败自杀。

  武帝晚年,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农民到处攻城打邑,夺取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武帝派酷吏前往镇压,但无济于事。而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空虚,社会动荡的局面,所以当桑弘羊建议募民屯田轮台时,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同时,武帝又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向天下宣告推行富民政策,又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后元二年(公元前89年)武帝病逝。临终前,立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遗诏霍光、金日、上官桀和桑弘羊共同辅政。刘弗陵继位为昭帝。

  【毛泽东评点】

  沁园春·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第68-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毛泽东在1936年2月写的著名词篇《沁园春·雪》中说: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在词中评及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皇帝,毫无疑问,毛泽东首先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也看做是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的“英雄”。这5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君王,是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代表。封建帝王最值得称道的是文治武功,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这5大帝王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采本指辞藻、才华。“略输文采”,是说秦皇汉武,武功甚盛,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稍逊风骚”与“略输文采”意思相近,是说唐宗宋祖也是文治的成就比武功略有逊色。至于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文治就更差了,只以武功见长。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的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原因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创新。他非常欣赏汉武帝,认为他“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事业,……不失为鼎盛之世。”的确,汉武帝刘彻在位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汉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王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这是西汉王朝走上它的盛世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由于异姓王被消灭,吴楚七国叛乱的平定,同姓诸侯的势力也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诸侯王只收取封国赋税而不治民,中央政府更加有效地控制全国,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产生的合力推动封建统治出现盛世。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可以简单地用“文治武功”4个字来概括,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便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

  一、文以治国。

  汉武帝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行了一套应适应多所设施、“兴造功业”所需要的政策,主要有:

  1.“举贤良,明教化”。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贤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荐举。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览者,岁贡各二人”的主张而被采纳。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荐举时如果侧重在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

  察举制度初行时,有些郡国实行不力,武帝又下诏督责。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的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建元元年,武帝下诏说:“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提出在乡间和朝廷尊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武帝又将明教化与举贤良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标准荐举的人才,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为了切实达到“明教化”,武帝还采取了兴太学、郡国学等具体措施。

  2.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武帝统治国家、驾驭群下的根本政策。尚法尊儒是把提倡仁义道德与依靠严施刑罚结合起来。尊儒的目的是为了明教化,即用儒家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武帝继位第二年,便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有法家、纵横家之言的,一律罢去。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等。而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把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

  但窦太后死后,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征召儒生。

  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这一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这一政策的实行,虽然不可避免产生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对于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实质是把君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作为根本手段,不过是用儒术加以修饰而已,这正是汉武帝治国之创举。

  3.推恩削藩。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把诸侯任用官员的权力收归朝廷。王国治权虽减少,但拥地仍大,依然能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这样,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与郡相当,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

  随后,因淮南王刘安和衙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又制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犯罪的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税食税,不与政事”,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经过这一系列打击,诸侯王、列侯的势力大大衰落。

  此外,汉武帝还继续采取迁移郡国豪富,惩治地方豪侠的措施,有效地打击地方势力,加强朝廷力量。

  4.经济政策。汉武帝与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在经济上实行治水勉农、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更钱造币、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汉武帝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光六年春,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调卒数万,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今陕西华阴)300多里的直渠,引渭水入渠通黄河,溉田万余顷。

  其后,又发卒数万,引汾水入河穿渠,开发了5千顷荒地。

  后又开凿由征县引洛水到商颜的龙首渠,灌溉万余顷土地。

  武帝也极为重视黄河的治理。元光三年五月,黄河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匏子决口,移道东南注入钜野泽通淮河、泗水,泛滥成灾。武帝令主爵都尉汲黯、詹事郑当时发卒10万修堵,未果。元封二年,武帝东巡,派汲仁、郭昌发数万人大治黄河,并亲临工地督促,沉白马玉璧,作《匏子歌》。

  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故道,此后几十年不再为患。

  武帝提倡发展农业生产,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二牛抬杠的耦耕法、“代田”法、人力曳引犁作法等。征和四年,武帝巡行齐鲁故地时,还“耕于钜定”,躬自示范,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同年任命由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表不使民富裕的愿望。

  汉武帝在治水勉农的同时,也规范了某些极其重要的商业秩序,譬如原来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经营,使权利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权利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

  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

  另外,均输平准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几十个属官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回京师所需要的货物。平准,则是在京师设立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大商贾便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

  更钱造币是汉文帝实行的一种重要经济政策。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改铸四铢钱,并准许诸侯王国铸钱。元狩四年,武帝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当时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边缘绣有花纹,值钱40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为圆形,有龙形图案,面值3千钱;方形,有马形图案,面值5百钱;椭圆形,有龟形图案,面值3百钱。3铢钱,次年改铸5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办铜)专铸。5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相符,工艺高超,仿造极难,而且主要的铸钱原料——铜为国家垄断,私铸者无利可图。5铢钱通行天下,其他钱币,一律废止。自此,铸造钱币也为国家专有了。

  算缗与告缗是汉武帝制定的税收制度。算缗是汉代所行的税法之一,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征的赋税。课税对象为商品或资产,“缗钱”为计税单位。元狩四年武帝下令”初算缗钱”。颜师古注引李斐日“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

  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赋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三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告缗是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逃漏税款的赋税制度。《史记·酷吏列传》:“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缗,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人官。”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田宅和奴婢。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但政府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缓解了财政危机。汉武帝利用国家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又增加了朝廷的经济收入,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二、武以安邦。

  汉武帝的武以安邦,并不是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而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出击,不仅旨在消除少数民族对边境的侵扰、掠夺,而且带有一种开疆拓土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

  1.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之世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不久,武帝即着手准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诈降,汉30万大军在马邑设伏,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后被发觉未果。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队进攻匈奴。从此30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派卫青率大军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陇西,击败匈奴的楼烦王、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五原郡,并从内地移民10万到那里定居。

  元狩二年春(公元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师远征。

  霍去病带兵出陇西,过焉耆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又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发骑兵10万,令卫青、霍去病率军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寘颜山赵信城。

  霍去病出代地两千余里,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匈奴经过汉军这几次沉重打击,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漠南无王庭”,此后再无力进行严重骚扰。至征和三年,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塞,军败,投降匈奴。汉军士卒死伤数万,此后汉不复出兵。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的威胁,基本解除;中原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有利于边地的开发和发展。

  2.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包括中亚乃至更远的许多地方),称作西域。汉武帝时,西域有36国,以后分为50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沿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外。

  武帝听说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建元三年便派张骞率100多人向西域进发。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扣留10余年。后设法逃去,至月氏,月氏已“无报胡之心”。张骞岁余而还。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张骞这次通使,亲到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6个大国,历时10余年,介绍了汉朝情况,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了乌孙国,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交往的时代。

  3.汉与西南夷、东瓯、南越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秦时,巴蜀与邛、筰、冉駹已有交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唐蒙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建立犍为郡。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邛、筰,新设置10余县,属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今贵州黄平西),夜郎入朝。汉又以邛都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鹅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中原先进文化向边地的传播,推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粤)。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发兵攻东瓯(东海王所都,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庄众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越兵退。东越请举国徙中原,迁四万余众到江、淮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余善被立为东越王。后余善又与南越勾结,被越繇王居股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派兵击南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救援。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太子婴乔宿戍长安。后婴齐之子赵兴继位为南越王,上书武帝,“诸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派路博德、杨僕等率军攻人南越,俘吕嘉等,越人贵族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40余万户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等9郡。

  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武帝还因朝鲜王卫右渠袭杀汉辽东东部都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

  卫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杀。汉政府在卫氏统治区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武帝刘彻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以他的“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创造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这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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