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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东汉光武帝刘秀

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东汉光武帝刘秀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两次引用这个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获胜的道理,阐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在《论持久战》中,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他还在读《南史·韦睿传》时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刘秀和韦睿、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刘秀小传】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成,南阳郡蔡阳县(故址在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是汉高祖刘邦第九代孙子。刘秀出自汉景帝刘启一支,景帝生长沙定王刘发,刘发生子舂陵(乡名,在枣阳东)节侯刘买,买生郁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桂平)太守刘外,外生钜鹿(今河北屈周)都尉刘回,回生南顿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令刘钦,钦生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九岁时死了父亲,由叔父刘良抚养,身材高大,漂亮的胡须和眉毛,大嘴巴,高鼻梁,额头饱满如日,勤于农耕,而哥哥刘縯刘伯升,好任侠养士,常非薄光武帝从事农业劳动,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喜。

  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和哥哥刘縯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怀着“复高祖之业”的志向,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起义军。不久他们与绿林军合纵。刘秀在起义军战胜王莽的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12年的战争,刘秀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季,正月初八,开始在京城北门外建造皇帝祭所,祭祀地神。东方蛮夷倭奴国国王派使者进贡。二月初五,光武帝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毛泽东评点】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理论述描》,《晚年毛泽东》,第257-258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光武会游太学,习《尚书》。

  ——《讲堂录》(1913.10-1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次印刷。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于此城发生争夺战。

  后汉光武帝刘秀,会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2次印刷。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读<南史·书睿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上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鉴赏】

  刘秀的功业有两个方面:

  一、完成统一大业。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无地农民沦为奴婢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官府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又遇连年灾荒,人民已经到了难以存活的地步。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企图通过托古改制,消除阶级矛盾,解决政治危机,结果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矛盾。不久,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在各地爆发,其中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和威震山东的赤眉军最为强大。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大饥,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聚众数百人起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王常、武丹等聚众归附,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以后这支起义军又分成下江兵和新市兵两股。在绿林军的影响下,公元18年,琅玡(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众起义,很快发展到几万人。樊崇为与敌军有所识别,各人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的标记,故称赤眉军。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在中原和山东作战,在军事上造成了对王莽统治中心洛阳和长安的威胁。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去卖粮食,宛人李通劝说刘秀起兵。这年冬天,刘秀和哥哥刘绩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怀着“复高祖之业”的志向,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组织成一个七八千人的队伍,称为“舂陵军”。起义这年,刘秀28岁。这位年轻人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中的下江兵“合纵”。接着绿林军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境)、洧阳(今河南南阳白河南)两次打败王莽军,使绿林军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诸将帅认为应立汉代皇族后代,南阳豪杰和下江兵主将王常等人都认为刘縯是“刘氏复兴”的“真主”,但新市、平林军将帅慑于刘绩威名,拥立在平林军中做更始将军的汉景帝五世孙刘玄做汉帝,称更始帝,建元更始,国号仍为汉。在更始政权中,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空,刘绩为大司徒偏将军,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实际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手中。

  更始政权建立后,一面派刘绩、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于是,海内豪杰纷纷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义军势力的迅猛发展吓坏了王莽。他急忙征调40多万大军向义军进攻。当王莽大军集结在洛阳之时,刘玄的北伐军在王匡、王凤、刘秀的指挥下,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严尤、陈茂之军;占领了昆阳、定陵等县;而刘绩与更始主力正在围攻宛城。王邑率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准备去宛城围歼艾军主力。途中,王邑、王寻自恃兵多,不听严尤、陈茂的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向宛城进发。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在刘秀劝导下,决心以自己的八九千人固守城池,与王邑大军对抗。刘秀命王凤、王常守城,自己与宗佻、李轶等13人乘着夜色,冲出城去,集合定陵诸营主力,增援昆阳。当时王莽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列营百座,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尘土连天,战鼓之声闻数百里。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自带步骑兵千余人为先锋,在官兵前摆开阵势。王邑、王寻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命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只派数千人交战。在刘秀带领下,义军意气风发,一以当十,连连向前推进。刘秀机智地传播宛城已被攻破的消息,瓦解莽军士气,然后率3000敢死之士猛冲敌营中坚。中军一垮,全军溃乱。在城内城外义军的夹击下,莽军自相残踏,死者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汉军击溃了王莽大军的主力,决定了王莽政权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两次引用这个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获胜的道理,阐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在《论持久战》中,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他还在读《南史·韦睿传》时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韦睿和刘秀、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绩,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起义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新莽政权灭亡后,更始帝北都洛阳,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他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不久,刘秀派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

  刘秀称帝后,军事上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消灭农民起义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西攻长安刘玄。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11岁的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业。由于刘玄大肆屠杀农民起义军将领,王匡于次年八月率部分绿林军投奔赤眉军。九月,赤眉军与王匡军合攻长安,刘玄被杀,更始政权灭亡。

  刘秀见夺取关中的时机已到,便派邓禹为前将军引兵西进,派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派冯异为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将军,以拒洛阳的朱鲔。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经过数月战斗,整个河东被邓禹占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酃(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这一年,刘秀年仅31岁。七月,刘秀乘赤眉军逼近长安,绿林军无暇东顾之机,派吴汉为大司马攻洛阳,九月,朱鲔献诚投降。

  至此,绿林军在关东的主力已全部被镇压。到公元27年二月,冯异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击溃了赤眉军,刘秀亲率大军在宜阳迫降赤眉军主力,樊崇、逢安等携刘盆子投降。这年夏天,原赤眉军首领樊崇、逄安等举兵又起,被刘秀所杀。

  西汉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山东,刘永割据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南郡,还有自保于河西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与匈奴相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以上几支割据势力虽然对中原的刘秀形成包围的形势,但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政,难以联合对付刘秀。于是,刘秀决定采取先取关东,后攻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刘秀向来歙问计,来歙献上联陇制蜀、西和东攻之策,刘秀加以采纳。刘秀便派他出使陇西,说服隗嚣和刘秀联合,共同对蜀。后来,公孙述几次出兵进攻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皆被汉陇联军击败。刘秀解除了后顾之忧,便集中兵力进攻关东。在关东,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刘永据有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次年,刘永为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位为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被刘秀大将吴汉攻杀。同年十月,耿弁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临淄),张步投降,齐地平。建武四年(公元28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南),获李宪。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章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沙{耶(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人蜀,投奔公孙述。

  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家奴所杀,其部投降。于是北至幽燕,南至荆襄,次第平定。

  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为他人割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公孙述、隗嚣和卢芳。公孙述占据益州之地,即今之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隗嚣则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今甘肃东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匈奴、诸羌,粮草充足,兵强马壮,进可以闯入关陕,退可以自保边陲。卢芳据有今晋、陕西部和内蒙古一带,有匈奴做后盾。面对这些割据势力,刘秀采取联合窦融,夹击隗嚣的策略。《后汉书·窦融传》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后归更始。更始败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部长吏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据境自保。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王朝,任凉州牧。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率众将亲征隗嚣,窦融率部夹击。次年隗器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由来歙率领,一路溯江而上,由吴汉、岑彭率领。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吴汉攻败公孙述。公孙述重伤身死,次日部将投降,巴蜀平定。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12年的战争,刘秀终于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二、柔道治国。

  刘秀曾经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谓“柔道”,就是德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取了主簿的意见,察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入伙。

  邓禹向他建议:“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刘秀把邓禹的意见作为中兴大计。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打长安,刘秀嘱咐他:“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更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

  鉴于西汉一朝诸侯纵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教训,刘秀为了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整顿吏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权。功臣除了任边将之外,多在京城这就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执政的情况。

  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虽然优厚,但不让外戚干预朝政。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制王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手中;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将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

  其次,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刘秀采取了不少措施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令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

  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把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戍卒。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9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作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2100多万。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土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颁布“废旧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解土地问题上矛盾。

  再次,尊贤下士,神化经学。刘秀不仅好学问,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朝的学士名人,悉为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建王宫。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图谶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讳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讳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用儒家伦理学说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自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是利用谶讳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夺取政权也利用谶讳制造舆论,统一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讳,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讳。谶讳学说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此外,刘秀还重视节俭,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为此专门下过诏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总而言之,刘秀统治时期,政治稳定,吏治清明,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不断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税收也随着增加。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中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太学生出身,是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

  他在王莽末年起兵南阳,仅用近十多年的时间,便镇压了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削平了各地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的统一大业,创建了东汉王朝,无疑是个出色的皇帝。但他的文治武功,比起他的先祖刘邦来又逊色得多。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大权旁落的教训,光武帝不让功臣、外戚把持军政大权,并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则重视文治,提倡儒学谶讳,注重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客观上遏制了功臣、贵戚的势力,又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使东汉出现了“四海兴平”的局面。

  综观光武帝一生,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到安邦治国,颇有传奇色彩,故毛泽东认为“光武可以读”。显然,毛泽东欣赏光武帝,主要是看重其以少胜多,并统一中国的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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