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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一世,懵懂一时:唐太宗李世民

英雄一世,懵懂一时: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首先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誉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小传】

  李世民即唐太宗,生于公元599年,死于公元649年,陕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唐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名世民,是高祖的次子。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出生于武功县(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的客馆里。当时有两条龙在客馆门外戏斗,三天后才离开。

  高祖到岐州(治所在今陕西风翔南)出任刺史,太宗当时四岁。有个书生自称擅长相面,拜见高祖说:“你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到太宗,说:“龙凤一样的姿态相貌,天庭隆起的仪表,年近二十,一定能够济世安民。”高祖怕他把这话泄露出去,想要杀掉他,书生忽然不见了,于是取“济世安民”的意思作为名字。太宗年幼时聪明过人,见解深远,随机应变,处事果断,不拘小节,当时人都猜测不透他的想法。

  公元615年,李世民应募从军。公元617年,在晋阳起兵,次年,被封为赵国公。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八月即帝位,次年改贞观。公元649年5月,李世民病逝,执政二十四年,享年50岁。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君之一。他的文治武功都是后代君主难以望其项背的。

  【毛泽东评点】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详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智囊·兵制部·制胜·孙膑>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有一天,毛主席和我谈到作战问题时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林克《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难忘的回忆》,第2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元昌与李承乾谋反。

  ——《读(旧唐书·李元昌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率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读(新唐书·李恪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盛彦师名将,冤死。

  ——《读(旧唐书·盛彦师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莽英雄。俗有两句话说李世民,期日:“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

  ——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之魂》,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李君羡冤死。

  ——《读(旧唐书·李君羡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鉴赏】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评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五位皇帝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这些风流人物,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武功甚威,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但比较而言,在上述五大帝王之中,文治武功两个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李世民。

  李世民首先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誉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他是唐高祖李渊次子。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18岁时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在同群雄逐鹿的统一战争中,他屡为主将统兵,亲自指挥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虎牢关之战、洛阳之战等重要战役,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等农民起义,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推翻隋王朝,战功最多,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李世民的军事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以弱当强,以强当弱。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认为李世民这种战术是用孙膑的“驷马法”。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王、公子比骑射时,他让田忌以最差的马与对方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与对方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胜之术,被后人称为“驷马法”。毛泽东在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时,对孙膑的“驷马法”和李世民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于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据此,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军事指挥才能都作了高度评价。这两个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毛泽东曾对其秘书林克说过: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浅水原之战,太宗率军与薛仁杲相持60余日。“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两名大将来隆,太宗才说:“彼气竭矣,吾当取之”。

  先令陈玉先在浅水原南诱敌,贼将宗罗喉指挥全部人马出战,几乎把陈玉先打败。敌人坏有来得掉头抵抗,太宗带领骑兵数十人已冲人敌阵,内外夹击,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计其数,敌军大败。太宗率200余骑乘胜追击,直至折土庶城下,大军继至,四面围合。第二天,薛仁杲就投降了。在虎牢关拒窦建德,窦有精兵10余万,太宗只有步骑兵3500人。两军在板渚筑垒相持20余日。太宗派人去河北牧马诱敌。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饿,都坐下休息,又争水喝。

  太宗亲率轻骑杀敌,接着大队人马赶到。建德还未列好阵,太宗先击,众军合战,嚣尘四起,敌军大溃,追奔30里,斩杀3000人,俘虏5万多,活捉窦建德。这些都是以弱当强,以强击弱战术的成功运用。

  二、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太宗18岁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南杀北战,10余年间,每逢战阵,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而且射艺精良。18岁时,高阳贼首魏刀儿来攻太原,高祖陷入重围。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敌所向皆披靡,救高祖于万军之中,步兵到后,又英勇冲杀,大破敌人。与隋将宋老生作战时,宋有精兵2万,气焰嚣张,太祖欲撤兵回太原,太宗哭谏得止。太宗先率数骑到城下诱敌,高祖、建成阵于敌城东,太宗阵于城南。交战时宋老生先攻高祖,恰逢建成落马,老生乘机追打,高祖、建成军退。这时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陡坡,冲断老生军队,引兵奋击,敌兵大败。

  三、因地因时制宜。灵活运用战术。

  地形地物是作战的客观条件,高明的军事指挥家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些条件,获得意外的战功。太宗就是善于运用地形地物,灵活运用战术而获胜的高明的军事家。在洛阳大战王世充时,王世充在慈涧失利后退保洛阳城。太宗遣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成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敌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水河中乘船而下袭破洛阳,就是利用夜战、水战的条件而得以成功。在洺水战刘黑闼时,太宗先让人到上游筑坝堵水,使河水变浅,诱敌过河;当战败敌人渡河逃回时,突然把坝扒开,致使河水一丈多深,敌军淹死无数,更是地物助其成功的例子。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渊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中,秦王战功最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政治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双方都争取李渊的信任和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李建成首先下手。武德九年(公元622年)六月的一天,李世民应邀到东宫赴宴,李世民喝下建成递过来的酒,突然胸口绞痛,吐血不止,同来的淮安王扶世民回府,才免一死。谋害李世民的目的未达到,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准备在出征抵抗突厥与大臣饯行时刺杀李世民。幸好建成手下一位官员向李世民告密。6月3日,李世民向高祖李渊揭发了太子与元吉的阴谋,高祖答应次日查清。6月4日凌晨,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埋伏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内,以待建成、兀吉入朝经过时下手。当建成、元吉进了玄武门,走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异常,立刻勒马往回走。这时,李世民大喊着冲出,元吉连忙张弓射击,但箭均被李世民躲过,而李世民一箭就把李建成射死。这时尉迟敬德等70余精兵赶到,杀死了李元吉,并杀建成、元吉诸子,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世民激战失败。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8月,唐高祖李渊被迫让位,李世民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之后,以隋亡为鉴戒,偃武修文,励精图治,选贤任能,虚心纳谏,贞观年间,人口增加,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史称“贞观之治”。唐太祖在位23年,就把战乱不息的社会治理得四海升平,充分表现了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世民治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养。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改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建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为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时,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唐太宗还深知“民犹水,君犹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在位期间他曾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旱灾,民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此类例子还很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其次,惟贤是与,因材施用。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都加以重用。他说:“朕以天下为家,惟紧是与”。他主张“惟紧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

  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千百人,事后,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他起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等人。随后,唐太宗进行了人事调整。他将秦王府高参房玄龄、杜如晦任命为左右仆射,执掌枢机。

  他任用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王珪、韦挺等原东宫旧属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让他们在朝中议事。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唐太宗用人还善于因材施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再次,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唐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生活俭朴,勤于政事。贞元二年(公元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一篇《封建论》,其中,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简要而全面地概括了李世民临朝听政的四个特点:(1)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图急功,不争近利,不劳民损兵;(2)不贪图玩乐游赏,每次早朝,用心听取各种进言建议,出言谨慎周详;(3)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辨别是非曲直,功过刑赏;(4)闲暇时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不仅对这段原文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

  另外,虚怀纳谏,广开言路。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又是一种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这种君臣关系,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待君以忠”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征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太宗的敌对力量。但是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征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陈谏200余事,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征死后,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作诗以志纪念: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里失位天良臣。唯为掩泣云后台,空对余形无复人。”

  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征说过: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的不对。”而魏征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对李世民所问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的回答。

  唐太宗“甚善其言”。此事见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贞观二年》。毛泽东对兼听与偏信是辩证地看的。

  最后,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东极于海,西至焉者,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在此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为“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民族的共主,这同他的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执行的团结、德化、和亲的民族政策就是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民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军压境,甚至兵进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10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遣大军进功吐谷浑,取得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与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太宗时还有众多的和亲与联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推行大唐与吐蕃和亲。

  李世民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但他一生中也曾有过一些错误。名将李君羡、盛彦师冤死便是两个例证。

  盛彦师是李世民手下一员勇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归唐,不久又叛唐自立。在别人都不敢迎战李密时,盛彦师自告奋勇,以数千人之众在熊耳山南伏击李密,一战擒杀李密及其谋士王伯当。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世民平定洛阳后,依附于王世充的山东义军首领徐圆朗请求投降。李世民命盛彦师前去安抚,恰逢刘黑闼起义,徐圆朗遂执盛彦师响应刘黑闼。徐让盛彦师写信劝其弟举虞城降,盛彦师信中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示要“誓之以死”。不久,盛彦师逃回,随李世民讨刘黑闼。徐圆朗被平定后,李世民竟将盛彦师处死。所以,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说盛彦师“冤死”,是毛泽东对盛彦师军事才能、高尚气节的肯定,也是对李世民处理此事不当的批评。这是李世民早年所犯的一个错误,而错误处死李君羡则发生在太宗晚年。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在讨伐刘武周和王世充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李世民视为左膀右臂。

  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卜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这使李世民大为不悦,惶惶不安,疑神疑鬼。事有凑巧,李君羡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他的小名又叫“五娘子”。于是,好事之徒诬告李君羡将谋乱,李世民便将李君羡杀了。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李君羡传》时批注道:“李君羡冤死”,是颇为中肯的正确结论,是对李世民错误做法的谴责和批评。

  唐太宗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则是在太子废立上的优柔寡断。

  唐太宗的正宫长孙皇后生育3个儿子,即李承乾、李泰、李治。李承乾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李泰受封魏王,李治受封晋王。太子承乾少时聪慧敏捷,太宗十分喜爱,因此着力培养。但他年长以后,喜好声色狗马,在太宗面前搞两面派。太宗很失望。李泰得知太宗对太子不满,便竭力讨好太宗,赢得了太宗的好感。李治年幼不懂事,而目很懦弱。

  唐太宗对魏王的偏爱,使太子不安其位,竟然网罗一帮对唐太宗有怨恨的人,图谋以兵夺权。事情败露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

  太子被废后,按长幼次序,该立李泰,但支持李家打天下、坐天下的关陇集团却主张立晋王李治。魏王李泰得知朝中分歧,便借太子承乾之事恐吓李治。此事太宗得知后,终于舍李泰而立李治。太宗发现李泰工于心计,如果他上台,必定会杀死承乾、李治及其他兄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晋王李治宽厚仁弱,如果他继位,则诸子则可保全,为了防止兄弟自相残杀,太宗决定立晋王李治。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正式立晋王为太子,并将魏王李泰降爵为东莱郡王。后来,太宗因对怯懦软弱的李治有无统驭大唐江山的才能发生怀疑,曾提出改立杨妃之子吴王李恪为太子。李恪文武兼备,太宗认为“英果类我”,并对他有意加以培养、教导,封他为远地藩王,应该说是太子的合适人选,但却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唐太宗也就放弃了这一打算。毛泽东在读了《新唐书·李恪传》后,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毛泽东看来,唐太宗对儿子的评价和看法是很恰当的,但仅因长孙无忌反对,就放弃自己的主张,把立储君这一国之根本处理得太糊涂了,所以说他“英明一世,懵懂一时”。后来,李治继位,大权旁落,最后发展成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几乎杀尽李家宗室子弟,使李唐江山毁于一旦,不能说不是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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